武士道

武士道是甚麼？我先不表達自己意見和其他，大家先看看別人怎說。

何謂「武士道」？
有不少網友寫信這樣問我。只是「武士道」並非三言兩語便能解釋清楚，於是一拖再拖，直至今日。
何謂「武士道」？
新渡戶稻造博士在他的著書《武士道》中說：武士道即對自己的良心要負起「恥」的責任。
日本文化是「恥」的文化。「恥」，就是不可做出丟臉的事。遭遇天災導致社會大混亂時，很少有日本人會乘隙為非作歹，正是這個「恥文化」的作用。在指定的日期、指定的時間內，乖乖送出瓶、罐、可燃、不可燃、再利用等被分類得一清二楚的垃圾，也是這個「恥文化」的作用。
這是一種無形的社會枷鎖，在日本，比法律更有力。日本是島國，一旦遭受社會遣責，便無立錐之地，除非你去跳海。所以日本人自殺案件很多。自古以來，日本就有「村八分」這種無形的枷鎖存在，這是一種全村都與其斷絕交往的制裁，也正是「恥文化」的基石。所謂「村八分」，剩下的「二分」是婚禮與喪禮，表示除了此「二分」外，其他活動均不讓你參與。
何謂「武士道」？
簡單說來，是：武士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譽，性命隨時可化為鴻毛。
武士社會的規律非常嚴格，武士家庭的教育也極為嚴厲。男子若不幸生為武士家子弟，從小就得學習「忍」。「忍」字是「心上有刃」，用刃壓抑心（自我）。沒飯吃要忍、沒電視看要忍、沒老婆可娶要忍……凡事都要忍，待父母判斷出孩子於任何處境均能克己時，才進一步教導武術與其他技能。
為什麼得先學習「忍」？因為武士一出家門，隨時都有喪命的可能性。尤其是戰國時代，走在路上，彼此稍微看不順眼，當場就拔刀嘶殺，若非從小就訓練有成，恐怕有幾條命都不夠。所以武士出門時都靠左走，以免與別的武士迎面相逢。現代日本的車行道都是左側行駛，也是有歷史根由的。
正因為武士隨時都有喪命的可能性，日常生活才非常注重「生」。如何活得更有意義？如何完滿地了結自己的「生」？如何在臨死時能走得無悔無恨？這些問題都可說是生為武士的終生課題。
也正因為日常生活非常克己，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譽，武士隨時都可將性命拋出。
那麼，一般庶民跟武士道完全無關嗎？好像也不是。江戶時代的私塾，課本裡就有《武士道》教材。所以一般庶民也是從小就浸泡在「武士道」精神中的。
第二次大戰後，日本民不聊生，糧食都是配給制，幾乎所有的都市居民均靠黑市糧食撐過來的。但是有一位法官（山口良忠），秉著自己是審判罪人的身份，不能以身作則做出違法之事的原則，雖然不禁止妻兒們購買黑市糧食，自己卻固守紀律，結果活活餓死。這正是一種「武士道」精神。
第二次大戰期間，「武士道」被軍國主義者歪曲成「絕對服從」。不過，真正的武士，即使是君主的命令，只要認為君主有錯，仍是會以死來抗拒。武士的切腹行為，是一種淨化魂魄的手段。當時的武士思想，認為死的方法越壯烈，魂魄便能昇華至更高尚的階層。作家三島由紀夫選擇切腹自殺手段，也是基於這種武士精神。
何謂「武士道」？
總結一句話：賴活不如好死。

<最後的武士>：何謂武士道
作　者：雲飛揚
二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想要一本“介紹日本人性格及其精神教育方面的原動力之類的書”，幕僚們給他的就是《武士道》。數月後，總統說“讀了這本書能充分瞭解日本人的特性”。 “武士道”精神對於探究日本的價值與倫理也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美國學者羅伯特 ·貝拉在《德川宗教：現代日本的文化淵源》中說：“這是因爲武士體現了或應該體現了日本的中心價值，事實上武士道的倫理在德川時代及近代已成了國家倫理，至少佔有了國家倫理的大部分。”而武士道所倡導的倫理道德的核心，恰如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指明的那樣，“ 至於說到嚴格意義上的道德教義，孔子的教誨就是武士道的最豐富的淵……繼孔子之後的孟子，對武士道也發揮了巨大的權威。”
　　“武士”古稱“samurai”，是“奉公者”的訛音，首要尚武苦行，再接修業。武士道，壯烈、冷靜、堅忍的武士道。武士道，以“忠、勇、義、禮、仁、誠”爲道德準則，視名譽爲人生之大限。武士道，輕生死，重然諾，極端之情態則一“事仇討”，二“切腹”，前爲殺人，後爲自殺。武士道即對自己的良心要負起“恥”的責任。“武士道就像櫻花一樣，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武士道是日本封建制度下的産物，原爲武士這個精英階層所恪遵奉行的一套行爲準則，標榜正義、勇氣、仁慈、守禮、真誠、榮譽、忠誠及自我克制等德行。武士不但苛求自己，也苛待自己。他們相信，安適的生活足以使人墮落。
在這個世界上，日本人的個性普遍具極端和強烈，在柔順與殘酷之間遊移，溫和與激進同在，危險和衝動的思想易於受到鼓舞，而武士亞文化顯然處在激進這一側，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要求風花雪月和附庸文雅。日本之美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佈，忠貞而又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懦弱，狂熱而不後悔……美國著名女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對日本人性格的概括——她用《菊與刀》（“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而“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徵）這個書名來象徵日本人極端矛盾的兩種稟性和價值觀。在這種民族性格中，“好鬥黷武、倨傲自尊、頑梗不化”等習性，無不深深地打著武士文化的烙印。在日本，作爲道德體系的武士道，是所有上流階層日常生活中普遍的信條和實踐，茶道、柔道、切腹、在草席上俯伏和在街道上鞠躬行禮、佩刀和交往的禮法、技藝動作的規矩等等，無不納入於武士道的範疇之內。而在日本流行著“開花當開櫻花、做人當作武士”的俗語，充分體現了日本人的國民性。
　　武士精神的本質在於極端和強烈，追求一步到位的作風表現在他們的任何細節中，禮節豐富到過分的地步，對於衣食住行卻又不在乎，優雅、鎮靜、從容、和忠誠、爆發、迅捷極爲融洽地體現到一個階層的身上，轟轟烈烈和平淡如水都是武士道的外在表觀。最主要的還是他們心中有無限的驕傲，這執著的驕傲不屬於自信的範疇，而是源自於日本幕府時代的獨特歷史造成的，一方面吸收中國儒家（尤其是教條化的宋代理學）文化及禪宗的生死觀，對自然世界的細膩體驗與人文世界的粗獷行爲非常諧和，刻苦堅忍於外，不妥協的力度是武士的底線；靈魂逍遙于內，詩意的浪漫也是武士的應有義，菊花、月亮、醇酒、美人總能夠在他們的生命裏佔據。－－而武士道最核心的就是格外重視“名譽”，對武士而言，名譽比生命更重要，生死一線、生死大義都不過是勘破人生本質後的履行而已，如果需要死便去擔當決不苟且偷生，這並不是說武士普通有赴死而往的教條，其實他們更看到生要有價值，不必要的時刻也決不輕言犧牲。武士爲了維護自己的名譽，性命隨時可化爲鴻毛，這是因爲日本作爲島國地域狹小，沒有迴旋餘地，武士們遇到問題只能像過了河的卒子一樣拼命向前。對於恥辱的體驗，沒有任何一個民族能夠和日本相比。
作爲武士行動楷模的卻是中國的志士，他們格外推崇南宋的忠臣們，如文天祥、陸文夫、張世傑，在大義面前選擇殺身成仁和捨生取義是武士們最正常的反映。江戶時代的朱子學者淺見絅斎在《靖獻遺言》中列舉的八位“本朝武士之鑒”是：屈原、諸葛亮、陶淵明、顔真卿、文天祥、謝枋得、劉因、方孝孺，在這八人中顯著的特點是尊皇忠君思想和個人修爲，絕對不計較自身利益，本書亦是江戶時代武士社會中最暢銷的著作。在尚未廢除“（武）士農工商”等級制度，實現“國民國家”之前，也就是說在實行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很多武士在沖向對方陣地或戰敗自殺時，都喜歡高詠文天祥的不朽詩篇“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日本進入明治時代前夕的幕末，這本書對“尊皇思想”的鼓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不少“志士們”的聖書。這些“志士們”的“不怕死精神”以及“對理想的強烈信仰”的源泉和模範就是這本《靖獻一言》。“明治維新的志士們的胸中，應有著鮮明的南宋忠臣文天祥的英姿，這支撐了他們的精神，驅使他們進行了力挽狂瀾的行動”。藤田東湖、吉田松陰、廣瀨武夫等還模仿文天祥各自作了《正氣歌》。其中藤田東湖的《正氣歌》還爲幕末的“志士們”所愛唱。也就是說，無論是擁護還是反對明治維新的敵對雙方，他們的精神支柱是相同的。日本躋身西方列強行列，主要是通過引進西方技術形成強大的製造能力實現的，明治維新的基本理念就是要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革命經驗，建立並強化日本的工業基礎，精神則大抵上是傳承了武士道，摒棄的僅僅是亞洲概念，異質文化間的錯亂感並不是歷史的主流。在熱兵器全面替代冷兵器的新舊交替過程，就是1870年代。實際上，1892年以後，作爲一個階層的武士不復存在，但是本來只屬於武士階層的“武士道精神”卻被全體日本人所繼承。
　　然而武士道以外向型“忠誠”爲第一要素，內心的修文往往與赤裸裸的無限忠誠失衡，對他人和他族生命的不尊重和肆意宣泄，騷動的力必多一旦與高層的邪惡結合，不平和就達不到包容和理解，就會造成大規模的血腥，而歷來習慣于自上而下思維的現代武士們（所謂的右翼分子）則將一切歸結爲忠實的愛國，不過有些盲目而已。在筆者看來，近代以後的武士道精神在日本和周邊國家起到的基本上是負面的作用。明治維新使日本用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用了200年的近代化道路，而洋務運動則成了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永久的遺憾。從此以後，中華民族的每次民族災難中，都有日本殘酷而貪婪的身影。當然不可否則，二戰以後的日本經濟復蘇也是有其相當重要的作用的。